来，船板上还沾着江泥；盐铁巡院的卫士挎着短刀，个个身上带着伤；近海巡检司的人更狼狈，连号服都没穿齐，手里握的还是捕鱼的钢叉。其余防镇的兵要么说“营中哗变，自顾不暇”，要么干脆闭寨不出——崔敬之心里清楚，不过是看他势弱，怕被连累罢了。
唯一的慰藉是海兵队。那些他昔日在海兵署当差时的旧部，驾着二十几艘快船从水路赶来，船仓里装着火药、火铳，连船工都带着短刀，上岸就帮着加固营寨。崔敬之望着江面上海兵队的船帆，紧绷的下颌稍缓，可转眼想到光荣水师，又沉下脸——那支握着重兵的水师，态度暧昧得像雾里的影子。
光荣水师的第二、第七舰队就驻在珠江口，散步在沿岸、岛屿的驻泊地，数万船工、水夫，加上随船的战兵、军港驻防兵，若是能来，足以从侧后方夹攻叛军。可水师提调的回信只有轻飘飘一句：“情况不明，不敢擅离汛地”。崔敬之知道，这是坐观成败——既不帮他，也不投叛军，就等着看洛都的风向。
好在水师没把事做绝，仍许他的信使借水道通行。崔敬之捏着信使带回来的水师回复，指腹蹭过上面的水波纹：“留着余地，倒也不算蠢。”只是这份“余地”，在叛军步步紧逼的眼下，实在太渺茫——北地战事吃紧，朝廷大军抽不开身，岭南的兵力本就“内重外轻”，全堆在广府、沿海、珠江水道这些枢纽，如今广府一丢，就像断了脊梁。
大都督府名下的兵马看着多，实则早被拆得七零八落：诸卫营缺兵，屯营的粮少，巡城兵多是临时拉来的民壮。广府留司的指挥体系一毁，这些散兵就成了没头的苍蝇，短时间内根本聚不起来。岭外的江西、福建兵，安南都护府的人马，就算想来援，也得走个把月——远水救不了近火。
留司的两位同僚也指望不上。侍御史魏岑在外巡察，手里只有例行的亲随扈从，就算从桂州赶回来，也没调动地方驻军的权宜；唯一的希望是三司判事卢景——他在韶州督运军资，手下有护路军和漕营，兵强马壮。可卢景性子死板，没朝廷明旨绝不肯轻易动兵，崔敬之得先在清远站稳脚跟，才能让他相信“平叛有戏”，否则连这位同僚都要失去。
“任上出了这等叛乱，我崔敬之罪责难逃。”他对着江面低声自语，虎吞剑柄硌得掌心发疼，“可就算将来被槛车押回洛都，死前也得把清远守住，给朝廷平叛铺条路。”风卷着江腥味扑过来，他抹了把脸上的潮气，目光重新变得锐利——守住清远，就挡死了叛军沿珠江北上的路，这是他最后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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