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商港。要说族群矛盾,比关内的乡村可严重多了。我们能掌握的就有来自六个国家、二十四个民族的居民,其中不乏死对头。但是因为限定了参政议政的权利,政府可以成为他们之间的防火墙。同时,又允许他们在法律和舆论上进行正当申诉和抗辩,在他们和政府之间安上了泄压阀。各级官员们则需要上下兼顾,不但要做好行政,也要注意反馈,随时改进工作。当然,因为阿猫阿狗都被排除在了官员候选人之外,地痞流氓也没资格参与选举,海参崴的政府在施政时受到的阻碍很小。只要接受舆论监督就行。”
在座官员几乎都被郡王殿下描述的美好景象打动了——政令通畅,不会有人顶牛,最多提提意见。虽说比起大夏那边还是少了很多自由,却远比现在基层政府的乱象好太多了。而且从试点的成功经验来看,推行全国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也有没被花言巧语打动的人。李衍和胡涛虽然没有像李雪鳞那样做过逻辑训练,也没有见识过民主社会的样子,却依靠敏锐的思维,察觉出这份法案真正要命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伦常,基础是二元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上,就是贵族与平民的区别。原本二元结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无论李雪鳞有没有清楚意识到,让他对传统伦常很不爽的关键在于,这个二元结构是纵向的,有上下。上面的一方对下面的拥有绝对权利,义务却很少,也滞后。而且这个结构内部相当稳固。每年能通过科举入仕的也不过百多个人,其余空缺都内部消化了。要说这样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还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它是金字塔外加附近的沙漠。小老百姓都在平地上庸庸碌碌,而由皇帝、贵族和官僚构成的权力大厦高耸入云。
李雪鳞倒没想过这对人权有什么危害,但是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基础,下层群众的素质又长期得不到提高,徘徊在低效生产上。这让有志于产业革命的郡王殿下非常不满。
有趣的是,李雪鳞本人并没想过要在《民权法案》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竟然歪打正着了。而李衍和胡涛这两位公爵,却先他一步看出了其中的可能性。
《民权法案》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二元的社会结构,所有人口都处在同一个平面,虽然平面上的地势有高低,却不存在台阶。有资质、有意愿的人可以付出努力往上走,也会因为懈惰滑下来。吃老本不是说一点都不管用,至少是没法像大夏那样作为长期饭票传给子孙。这种社会,将把效率发挥到极致,几乎是用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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