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清河县纺织厂的一批下岗女工，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旧棉袄的妇女，叫陈桂花。她身后跟着二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女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拄着拐，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多年生活压弯脊梁留下的深深皱纹。
“齐县长，我们纺织厂九七年破产的时候，厂里答应给每个工龄超过十五年的女工补发三年的社保和一笔安置费。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
陈桂花把一叠皱巴巴的文件摊在桌上，声音沙哑但很克制，“结果呢？二十多年了，社保断了，安置费一分没见着。我们去找过劳动局，劳动局说找人社局；人社局说找县政府；县政府说厂子已经不存在了，找不到责任主体。”
她停了一下，眼眶发红：“齐县长，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就是想问一句——当年那份协议，到底还算不算数？”
齐学斌没有急着回答。他接过那叠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看。
旁边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凑过来小声提醒：“齐县长，纺织厂这个案子，前前后后换了四任县长，都没有拍板。主要是九七年破产清算的时候，厂里的固定资产被低价处置给了几个私人老板，账面上根本没有留下多少可执行的资金。现在要补发，钱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
“你先别说钱的事。”齐学斌打断了他，抬头看着陈桂花，“陈大姐，你们手里这份协议，盖的是县劳动局和纺织厂双方的公章？”
“对。”陈桂花用力点了点头，“当时厂长和劳动局的刘局长当面签的字，我们二十六个人都按了手印。”
“那这份协议就有法律效力。不管纺织厂存不存在，县劳动局盖过章，县政府就是连带责任主体。”
齐学斌合上文件，语气干脆，“这个案子，症结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当年那批被低价处置的厂房和设备，买家到底花了多少钱？差价去了哪里？第二，你们断掉的社保，按照省里零三年出台的《关于妥善处理国企改制遗留社保衔接问题的补充意见》，是可以由地方财政托底补缴的。之前没人给你们办，不是政策不允许，是没人愿意去跑这个程序。”
陈桂花愣住了。二十多年来，她跑了无数次县政府、劳动局、人社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干部，能这么清楚地告诉她问题到底卡在哪里、该适用什么政策。
齐学斌站起身，走到墙角的文件柜旁，从里面翻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那是他前一天晚上让人从县档案馆调来的纺织厂破产清算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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