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孙经理一起吃饭，我就说过了，作为领导，作为带领发展的人，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毕文谦慢慢仰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的吊灯，“话，我是在谈论流行音乐的话题时对孙经理说的。长者却认为，这三点，不仅仅是孙经理，而是所有的党员，都应该如此代表。事过境迁，快3年了。在这三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点，不应该只针对个人，也不应该只针对党员，而是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代表和维系这种社会制度的利益集体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保持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的必要条件；而代表自身主体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保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而我们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主体阶级就是人民，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像我昨晚说过的，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却不止一条，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道路。而我们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体的以自身体量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理应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但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适合别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这三点所代表的价值导向，我们该怎么做呢？”
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正，缓缓说道：“这既简单，也困难。首先，从身份证开始。”
黎华又一次惊讶了：“身份证？”
“没错。”毕文谦点点头，语速刻意慢了许多，“我们可以给予建国后出生的中国人一个自主选择机会，把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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