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战争是个很奇怪的事。
不论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但凡需要血拼的战争，士气都非常关键。所以不论古代和后世都有“兵败如山倒”一说。
战争犹如资本市场上的踩踏式下跌一样，但凡在初期，都没人敢“空手接刀”。
所以军事上的兵败如山倒，也是资本市场的“趋势论”。
犹如纳粹进兵苏联初期，那就是趋势，任何参与对抗趋势之人都会犹如后世某年的“股市开市就熔断”一样、被无情碾压一空。
下跌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部队在山顶或山腰时候被套牢，于是绝对反击时候就没资产补仓了。
说穿了这就是老爷爷的“论持久战”。也是此番大魔王主持整个西北战区的核心思想，趋势来的时候不能豆腐挡刀、不能把真正能战的部队套牢。于是就有了朱可夫元帅似的“丧权辱国论”，有了刘延庆部撤下去休养生息的战略部署。
高方平于石龙关大捷，对于大宋的意义重大，那基本等于资本市场上乌云盖顶时期、一根冲天而起的放量超级大阳线，那就是扭转趋势，正式的反攻就会开始。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其实朝廷前三排的老爷、他们主持国战时候，也是犹如股市里那些追涨杀跌的技术派一样，下跌的时候别指望他们补仓（派援军），真的，他们不割肉止损、继续收缩军队保卫军师就算好的了。
但随着石龙关大捷，种师道部和刘延庆部的战略反攻一片飘红的时候，那么朝廷也就会很猥琐的开始“追涨”了。
早在十一月初、西北形势一派大好之际枢密院就做出部署：江州军换防。原江州驻泊司毕世静部，扩军整编为一万五千人，升毕世静带禁军副都统制官衔，由江州开往西北战区，参与河中府战役。
特殊时期，一切人员由毕世静挑选，马军司以及步军司之军马，目下的装备，全部优先倾斜毕世静部。
在战争已经深入七个月以来的现在，大宋最不缺的就是装备，汴京猪场以及江州的许多工厂、在战时机制下许多产能都转军工了。
之所以挑选毕世静是陶节夫相爷的主张，老陶说了，打战打的是人和，毕世静有过多次跟随小高作战的经历，默契度够。他还有过“天子庙峡谷大捷”的简历，军事也过硬。
这就是毕世静被挑选出征的原因。至于江州的安防，则有殿前司重新部署军务接替。
这个决定，是皇帝和朝廷于大观四年十一月中的部署，而当时的河中府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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