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伯元，我能发现，鸦片的事，其实这几年改变不多，甚至我感觉……那些更小的鸦片馆子，是越来越多了。我知道你也尽力剿捕了不少，可是……”杨吉听着阮元之语，想到的却是更加严峻的现实。
“是啊，谁能想到，叶恒澍这个老虎是被咱们抓住了，可如今，这蚁穴之聚，却仍能使大堤一溃千里啊。”阮元回顾着三年来打击鸦片走私的情况，面色也再一次黯淡了下来：“你也清楚，现在这些走私鸦片之人，大多都是十几个人一伙的小贩，说白了，他们就是亡命徒，和叶恒澍那种有家有业之人根本就没法比。但也正是如此，我们捉拿起来，也比当年困难许多。鸦片都是暴利，而且只要一个人吸食鸦片，很快就能上瘾，之后，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出钱去买鸦片，所以那些人根本不愁没有卖家，几日工夫就能出手。咱们的人确实也抓了许多小贩回来，可是那些人相较于走私之人的总数，能占到多少呢？”
“而且我看，你动用绿营也比最初几年谨慎了许多，咱们这一谨慎，那些人早就把大烟出手了。”杨吉也补充道。
“是啊，可是韩庆的事，其实不瞒你说，让我心思彻底变了。”阮元也向杨吉感叹道：“当时我明白了，就算让绿营出去剿捕那些走私之人，如果绿营不是我心腹率队前往，那韩庆的事，难免不会再出现啊？捕拿了几个喽啰，销毁一点鸦片，又有何用？大部分还是都流出去了。我本来阅兵就要耗去不少时间，再加上剿捕鸦片贩子，杨吉，这些年，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是很累啊？可是，我……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对鸦片问题，阮元的后辈却也没有找到更加高明的应对之法。
而阮元或许也不清楚，自己督广最后几年，查禁鸦片的形势堪称每况愈下，在此时东印度公司商人的统计中，道光元年，海外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约三千至四千箱，道光二年增至五千箱，三年为七千箱，四年接近九千箱，而阮元督广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最高预估值甚至超过了一万箱。
可是即便如此，仅就鸦片问题而言，若是从十年之后的广州反观阮元的禁烟之事，人们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丝慰藉。
“广州高级官员没有参与鸦片走私。”阮元督广之后十余年，当东印度公司一次接受英国议会质询之时，当年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人马奇班克斯如此言道。
可是中下层军官的问题，远比“高级官员”严峻得多。
甚至在这时广州的大街小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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