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在伦敦开印刷铺的远房亲戚，刘易斯被塞上马车，连同一件旧外套和一袋燕麦饼干一起丢进伦敦城。
没有人大发慈悲，只是英国教区做事的一贯方式——能省一笔是一笔。
刘易斯的住处被安排在印刷铺后头的小阁楼里，他每天负责搬纸、洗字模，手指被割了多少口子他已经记不得了，可他那时不敢叫苦，因为阁楼里还有另外三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他们连床铺都没有，只能睡在麻袋上。
没人关心他们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们从哪里来，仿佛他们就是几只被丢进城市的野猫，死不死都无所谓。
直到他十二岁那年，印刷铺倒闭了。
老板抢在债主上门前，卷钱跑路了，孩子们则被赶上街头。
那时候，刘易斯的兜里，只有半个便士。
半便士能做什么？
买不到热饭，也租不起床位。
刘易斯那一晚，差点冻死。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那种人。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第二天凌晨，他是被报童的吵闹声吵醒的。
那小子年纪不大，却骂街骂得中气十足，手里还挥着一迭皱巴巴的小报：“号外号外！外交大臣死了！最新消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死了！自杀丑闻！自杀丑闻！一便士就能看全部细节！”
刘易斯盯着那张报纸看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报童以为他想看霸王报，还冲他吼：“一便士看完，别想赖着！”
刘易斯把兜里唯一的半便士掏出来，结果还被那小子嫌弃：“半便士？那你只能听我念！”
说完，那小子便拿着报纸大声读给他听，读得断断续续，却把整件事嚷嚷得像是末日审判似的。
那是刘易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力量，原来一位内阁大臣的死，也不过是标题文字用的大号一些。
实际上，刘易斯并不算完全的文盲，他小时候在肯特乡下的主日学校断断续续的读过几年书，后来在印刷铺干活，为了认得铅字，老板还逼着他背会了半本拼写表。
只不过，从前没人告诉过他，会认字原来还能当饭吃。
印刷铺倒闭后，他在街头晃了大半个月，靠着给人拎包跑腿、在酒馆替人读新闻勉强混日子。
有一次，一个码头工人拿着一封信，说是要寄给报社，让刘易斯帮忙掌掌眼。
那是篇写得乱七八糟的控诉信，错字一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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