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和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互为因果。明朝末年的民变也和辽东外患密切相关，西北强盗的首领，有不少来自辽东的军队。
逃兵聚众为盗，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参加萨尔浒战役的杜松、王宣、赵梦麟所部有不少士兵来自西北的军镇，战役失败后，侥幸逃脱的士兵不愿留在东北异乡送死，于是纷纷逃回西北老家，走到半路遭到河南巡抚张我续的拦截，三十多人被杀，剩下的不敢回到部队，躲入陕西和山西的深山老林里落草为寇。
此后的天启年间，辽东战事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不断有士兵从西北调到东北，其中一些人后来又从东北逃回西北为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东北有逃兵，西北也有不少。自由于军饷和物质都用来保障辽东前线，西北和其它边镇的士兵都成了没娘的孩子，经常缺粮断饷，吃不上饭。没奶就不是娘，嗷嗷待哺的士兵始终得不到奶水，变得桀敖不驯，一些士兵逃离军队，落草为寇。
这些散落到社会的士兵是一个个不稳定因素。
一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政府的统治能力就像免疫力，不安定因素就像是病毒。病毒或多或少始终存在体内，当自身免疫力强时，病毒受到压制，身体就表现为健康，免疫力弱时，病毒就会发作，身体就会表现为生病。
虽然万历和天启年间出现了民变的萌芽，但是当时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尚可，足以维持统治，西北的变乱没有掀起大的风波，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己，大明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用药适当，稍加调理，身体恢复健康也不是难事，不幸的是，崇祯上台以后，用药过猛，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肌体免疫力下降，病毒变得活跃，民变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导致局面迅速恶化。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开始，陕西许多地区相续发生爆动，其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股：
榆林卫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饥民反于府谷”，拉开了明末民变的序幕，协同者有杨六、不沾泥（非不沾锅）等人。
延绥逃卒王左挂率领一万多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嘴”，部下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
同月造反的还有白水县王二，他在劫掠了宜君、蒲城、韩城等地后与王嘉胤合兵。
此后，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涧赵胜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民变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陕西许多州县，其活动主要以抢掠府库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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